鸣谢

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认真的文件管理员和图书馆员随时准备好协助有心研究的学者。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福朗克兰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热心员工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员萝丝·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军历史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小姐（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备了渊博的知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查德·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

    全英国各地各个军团司令部的秘书都非常乐于帮忙。我尤其感谢冷溪卫队的贝茨中校（F. A. D.Betts）、掷弹兵卫队的林赛少校（Oliver Lindsay）、达勒姆轻步兵团的汉佛瑞中校（R. E.Humphreys）、格洛斯特军团的雷迪斯中校（H. L. T. Radice），以及皇家爱尔兰游骑兵团的查尔利中校（W. R. H. Charley）。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协会的金恩小姐（E. M. Keen）不仅提供数据，还帮忙安排一场会议，让我跟许多加来老兵见面会谈。

    在航海方面，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协会一直积极帮助我辨认各种船只。这个组织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寻常的游艇俱乐部：取得会员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过协会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受到精心保存。协会的文件管理员约翰·奈特（John Knight）对这些船只了如指掌，并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识。在此特别向布雷马尔号（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试航晚宴。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 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 E. 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 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

    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蓝。有些人（例如勒温和托蓝）中断自己的写作来帮助我——或许只有另一个写作之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多大的牺牲。

    有一项极不寻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许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笔记以及他跟许多敦刻尔克参与者往来的书信转交给我。虽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但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自己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小姐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周到。

    还剩下长期直接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人。玛莉耶尔·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担任我的法文翻译，完成了种种壮举。德文翻译卡劳拉·吉利许（Karola Gillich）也是一样。我还亏欠我的朋友罗兰·豪瑟（Roland Hauser）许多，他替我扫描德国媒体在一九四○年的敦刻尔克报道，并且承担多项特别研究任务。

    在英国，卡罗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于安排访问，进行查核，并且帮助我筛选媒体。亚历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帮忙在国家档案局搜罗数据。苏珊·乍得维克（SusanChadwick）有效率地处理涌进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的数据。我在那里的编辑——艾里欧·高登（Eleo Gordon）——则不断提供超出他责任范围的服务。

    在纽约，史考特·萨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来此处是打算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却成了这座城市中、关于英国军团历史的最权威著作。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亲曾在一九六○年替我进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绍箕裘；他的流利法语偶尔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派翠西亚·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仅完成她负责的研究工作，还担起了汇编贡献者名单与索引的重责。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锐利眼光，帮忙遴选和安排插图。而我在维京出版社（Viking）的编辑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则始终保持耐心，他的意见永远鞭辟入里。

    最后，有一些人几乎成天与这本书为伍。桃乐丝·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负责处理大量的书信往来，并且帮忙应付各式各样可怕的紧急状况。长期受苦受难的佛萝伦丝·加拉格尔（Florence Gallagher）负责破译我难辨的字迹，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资历，有资格赢得一枚奖章。

    尽管这些人贡献卓著，但若非后面这份名录中的参与者予以配合，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他们不需要为我的错误负责，然而对于敦刻尔克在那难忘的一九四○年春天展开的事件，不论这本书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功劳全归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