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第一次长沙会战

首页书架加入书签返回目录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但是,日军突然又使出一手杀招,上村支队奇袭营田。据冈村回忆:“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这个决心下的非常及时,日本军对关麟征的不配合非常不满,在战史中大骂关麟征战斗意志薄弱,苦心经营半年到一年的阵地居然都不战放弃。

    薛岳决策守长沙

    薛岳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接着,薛岳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就在薛岳准备实行新的作战计划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以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就不断接到有关此次会战的战况汇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第9战区的军队却鲜有胜绩,这令蒋介石心中非常不安。因此他对保卫长沙已不抱希望。而且随着国际战端的掀开,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会愈坚,占领全部中国的野心会更切。而中国在当时无力击败日本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亡国,以待他日后发制人,在白崇禧的建议下,以保全中国部队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中国军队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决心定下后,蒋介石立即让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他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姑且不论薛岳究竟出于何目的非要坚守长沙不可,不过,日军这次还真的未能攻进长沙。这一点确实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当新墙河南岸的gmd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gmd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gmd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gmd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却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gmd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gmd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gmd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国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gmd军两道防线后,gmd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gmd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gmd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gmd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gmd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gmd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gmd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gmd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gmd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是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长沙会战的意义

    伴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束,gmd方面有关“湘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gmd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gmd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gmd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gmd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那么,这一仗究竟是gmd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zhmg史丛书amp;#8226;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国军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中国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上一页目录下一章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